祝勇：比起武则天来慈禧真不算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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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十】
当然，慈禧杀过人——准确地说，是处死。其中有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，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，还有庚子事变后被惩办的祸首、实际上是用来向西方人交差的替罪羊，有山西巡抚毓贤、兵部尚书赵舒翘等人，至于东太后慈安是否被慈禧毒死。
这是历史的遗案，或者说，有很强的猜测成分，而找不到充分的证据。根据官方记载，慈安的死因是“正常死亡”。
《清实录》里这样说：
“（光绪七年三月）初九日偶染微疴，初十日病势陡重，延至戌时，神思渐散，遂至弥留。”翁同龢在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，三月初十日记里这样写：“慈安太后感寒停饮，偶尔违和，未见军机……夜眠不安，子初忽闻呼门，苏拉、李明柱、王定祥送信，云闻东圣上宾，急起检点脱衣服，查阅旧案，仓猝中悲与惊并。”
第二天凌晨，月明凄然，翁同龢由东华门入宫，在乾清门前徘徊，等到丑正三刻，乾清门开，翁同龢急入奏事处，发现前一天的御医脉案还在，他抄录如下：
晨方天麻、胆星，按云类风痫甚重。午刻一按无药，云神识不清、牙紧。未刻两方虽可灌，究不妥云云，则已有遗尿情形，痰壅气闭如旧。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，药不能下，戌刻仙逝云云。
根据翁同龢记下的药方，今天的医生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：慈安死于突发性脑中风，翁同龢记下的御医脉案中“类风痫甚重”，就是指的这种脑中风。
实际上，《翁同龢日记》中，已经记录过慈安的两次病史，一次发生在同治二年二月九日（公元1863年3月27日），那时慈安只有26岁，另一次发生在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（公元1870年1月5日），那一年慈安也只有30岁，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，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。
在此反复抄录慈安死前的病案记录，目的当然是为排除慈禧的“作案嫌疑”，因为有太多的小说家言，说咸丰死前曾留下密诏，要慈安必要时可以除掉慈禧，只因慈安生性忠厚，给慈禧看了这份密诏，让慈禧顿时起了杀心，先下手为强，毒杀了慈安。
然而，这一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悖论：既然烧毁密诏时，只有慈禧和慈安二人在场，那谁又能知道这件事呢？很多年中，人们人云亦云，把慈禧指认为凶犯，显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，是出于妖魔化的需要。也就是说，慈禧的形象，是由集体塑造的，并不是慈禧本人。
【十一】
因此说，慈禧铲除的，大多是她的政敌，对于任何统治者，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。何况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之保守，排斥思想开明的奕訢等人，大清未必会有“同光中兴”的局面，而以毓贤等人的愚昧无知，只能把大清引向灾难。这些权臣之死，不足惋惜。
至于屠杀六君子，那自然是慈禧政治生涯的败笔，如何德兰所说：这是“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”。但所谓“百日维新”，亦有许多先天“幼稚病”，即使没有慈禧的凶狠，它的失败也定然是逃不掉的。对此，有人精辟地论道：
从6月11日起至9月21日慈禧及其后党分子发动政变止，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，光绪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新政“诏书”，有时一日数令，倾泻而下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最多的是9月12日这一天，竟然一举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。
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教等各个领域。其中包括：广开言路，提倡官民上书言事；准许自由开设报馆、学会；撤销一批无事可做的衙门，裁减冗员；废除满族人寄生特权；提倡实业；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，兴办农会和商会；鼓励商办铁路、矿务，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；创办国家很行；编制国家预决算，节省开支；裁减绿营，淘汰冗兵；精练陆军；筹办兵工厂；添设海军，培养海军人才；开办京师大学堂；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校；废除八股，改革考试方法；选派学生留学日本；设立译书局，编译书籍等。
这些措施无疑具有进步意义，它是想把中华帝国拖入近代化的轨道。可是，单凭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颁布的雪片般的旨令，就想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社会，谈何容易？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本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，一成不变或很难变动是中国社会的本质，对于这本质，表层的任何变动都不能产生影响。
千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治乱循环的局面，使中国人总的心态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，以便在小范围内“安居乐业”，静享人生的俗常欢乐，其对任何主张、热情付之一笑，使得理想主义、行动主义和变革冲动在平安稳妥、麻木不仁、苟安求活的生活意志下消解、流失。
因此，不难想象这一百多道新政“诏书”的命运。把守要津的后党分子公开抗拒，而懒散的地方老爷们则将它束之高阁。除了在偏远的湖南省获得一点反响外，光绪企盼的朝野响应、举国振奋、齐步走向自强的局面并没有出现。
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和民族性略微有些了解，出现这种状况他不应感到意外。但光绪不仅大感意外，而且深为气愤。他像幼稚的年轻人一样，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、绝对化，他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全推到后党分子身上，很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：为他周身洋溢的攻击欲寻找一个具体的目标。
所以，百日维新，固然死于慈禧的“镇压”，但假使他们“围园杀后”的计划成功，其变法宏图是否能够实行，依旧是未知数，因为他们的阻力，并非只来源于一个慈禧（慈禧开始是支持变法的），而是整个帝国的官场、帝国的文化。以至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都这样评价康梁：“思以一纸之伪谕，以扫绝支那之积弊者，愚也。”变法是个系列工程，需要细致周密的计划，分步骤实施，岂可一蹴而就，毕其功于一役？
因此，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，仅有热血不是够的。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，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。近读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《陈宝箴与湖南新政》，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，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。他说：
“所谓变革，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，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。如果完全推翻自我，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。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。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，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。当时的情况，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。改革也有两种方式，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，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。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，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，说：‘日本有顿进、渐进二党，今即顿进，亦难求速效，不若用渐进法。’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，此与陈宝箴、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。”
遗憾的是，戊戌变法，从此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。满目疮痍的国度，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健改革的耐心，转而崇尚快刀斩乱麻的酣畅淋漓。每代人都怀着开天辟地的强大自信去另起炉灶，从头再来，从此不再有持久的价值和标准，不再有积累与传承，对于这种激进主义崇拜，我在《国学与五四》中有更深入的分析。
至于康、梁激进变法的后果，刘梦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：
“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。……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，尔后有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。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，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，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〈劝学篇〉阐述的变法主张，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。”
实际上，变法失败后，慈禧严格地限制了杀戮范围，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，她都网开一面。为此，她命令光绪下诏，申明：
被其（指康梁）诱惑，甘心附从者，党类尚繁，朝廷亦皆察悉。朕心存宽大，业经明降谕旨，概不深究株连。
“六人之外，不事株连”。慈禧言出必信。其中，推行变法最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（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），被即行革职，永不叙用，其子陈三立（陈寅恪之父）也一并革职。同时被革职处理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、庶吉士熊希龄（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）、出使大臣黄遵宪等，不管怎么说，总算保住了性命，也为后来的慈禧“新政”保留了一丝骨血。
曾向光绪皇帝保举康有为的徐致靖被投入刑部监狱，“永远监禁”，庚子城破之后，徐致靖趁乱逃出，当西安行在查找他的下落时，他又主动投往刑部自首。这一年（光绪二十六年，公元1900年）十二月初三，奉朱批：“既据报首，尚知畏法，著一并加恩释放，免治其罪。”四年后，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，朝廷下诏大赦，几乎所有维新党人都被免除了“罪责”，只有康有为、梁启超以及革命党人孙文除外。
徐致靖后来隐居杭州，清朝灭亡后，还与康有为见过面。
【十二】
相比之下，武则天杀人更多。为了铲除后宫的对手——王皇后和皇妃萧良娣，先后设计将她们置于死地，并下令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截去手足，放入酒瓮之中“哀号而死”；为了嫁祸于王皇后，她甚至不惜亲手掐死自己女儿，这样的母亲，天下几乎绝无仅有；当然她不会放过她政治道路上的“路障”，唐太宗时代的肱股之臣禇遂良、长孙无忌、上官仪等，都被他流放致死。林语堂《武则天传》后面附有三份《武则天谋杀表》，记录了问鼎权力之路的血雨腥风。
今天，人们能够接受武则天的篡位、专权，甚至她晚年在私生活上的放浪，把她当作“一个不是男性胜似男性的英明君主”，而独将慈禧视为人间妖孽。据说画像中的武则天丰颐秀目，雅致端庄，既含慈悲，又不乏威严，一种说法是，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造像——卢舍那大佛，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雕造的，而她的残忍，则被忽略不计了。
假如“戊戌喋血”的惨痛历史没有发生，慈禧或许真的想退休，把天下完完整整地交付给自己的侄儿光绪，自己则在即将落成的颐和园里安度晚年，去作一个安稳如山的“老佛爷”。毕竟，她已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，把一个历经战乱、千疮百孔的帝国带上了中兴之路，可以说上对得起列祖列宗，下对得起子孙后代。如果不激流勇退，自己的寿命再长，也终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。
在这一刻，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，那就是她的个人生活不够完美——她17岁父亲病故，25岁守寡，40岁丧子，所谓少年丧父、青年丧夫、中年丧子，她一样也没有落下。寂寞深宫里，她孑然一身，还要万事操劳，到了老年，她总应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六十大寿了吧。她没有想到，对这一要求，日本人不答应。
那个东洋小国对于她的庞大帝国早已垂涎三尺，几乎与洋务运动、“同光中兴”同时，开始了自强的步伐，史曰：“明治维新”。一场无法躲避的战争，注定将慈禧的六十寿辰搅成一地鸡毛。而这个危机四起的世界，也注定让慈禧余下的岁月惨不忍睹。
（未完待续，原标题：《“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”》）
本文为作家祝勇先生，在《大家》独家连载“景阳宫——慈禧太后形象史”系列的第四篇，通过这一专栏，作者将为您揭开尘封于旧照中的慈禧太后。感兴趣的读者请点击查看相关篇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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